行政问责制如果不与民主制度相结合，并对在位官员产生一种威慑，那么它很有可能变质为体制内部惹祸的官员“避风头”甚至位高权重者“丢卒保车”的借口。

———针对一些地方官员问责中存在的问题，4月9日，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章剑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我看来，我们今天的行政问责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平息民愤，而不是重在惩罚责任官员，是否启动行政问责基本上是体制中的“内部问题”，它缺少透明度，民众对此基本上没有发言权。这样的行政问责不可能产生预防性效应，对于整肃公务员队伍风纪的功效不可能显著。

建立民意考核机制，旨在运用“民意”指挥棒，引导党员干部切实强化民生意识，真心诚意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

———4月2日，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2009年第一季度民意调查结果公布，老百姓对街道服务满意度达71.2%。这是该区开展的第八次民意调查，与2007年第二度的第一次调查相比，老百姓对政府的满意度上升了近14%。建邺区委书记陆志鹏表示:“民意分值前年占30%，去年为40%，今年拟提至50%。过不了群众关，就别想有突出政绩。”

社会监督是“严管干部”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式。我们就是要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强化社会监督，高高举起民意这根鞭子，狠狠抽向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良现象。

———2008年底，中央组织部有关领导就“严管干部”制度专程赴江苏省睢宁县调研，对睢宁“严管干部”的做法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今年3月，睢宁县被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确定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试点县”。4月13日，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严管干部，不能光靠干部管干部。我们的做法是，激荡起强大的民意洪流，裹挟干部转变作风。”

一些地方“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现象严重，有的动辄以创“中国第一”和“世界纪录”为荣，有的靠高投入、高负债而突出“高价政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

———在新一轮投资中，如何防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短期行为，防止仓促上马、盲目扩张、突击花钱，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近日，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指出，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投资建设中，一味地贪大求洋，互相攀比，极大地浪费了资金和资源。诸如此类的瞎折腾、穷折腾，是“形象工程”使然，是科学发展的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