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亚洲国家的民众把反腐成败寄托在领导人的反腐力度上。在2012年的东帝汶总统选举中，鲁阿克通过申报公示自己的财产取信于民，扭转了本不被看好的选举形势。在东帝汶，民众和笔者聊起以前领导人在反腐问题上摆“花架子”时颇有不满。笔者在韩国时，听到一种说法是卢武铉总统在任内推动的反腐败运动见效最快，因此很得人心。南亚地区的民众对本国领导人反腐不力最为失望。记得2000年在巴基斯坦，当时的司法部长就告诉笔者：“我们有全世界最‘完美’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在执行时却因人而异，效果大打折扣。”

　　“腐败是摧毁人民生活的癌症。”曾有阿富汗的司法部官员这样表示。当笔者2012年去阿富汗时，当地百姓和精英都说他们的腐败是西方援助机构金钱“养”出来的。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成立的反腐机构，任命的首任负责人在美国有过贩毒入狱的前科。在阿富汗，人们对政府腐败和现有的司法制度失去信心。在塔利班和政府重叠控制的一些地区，当地人有矛盾和纠纷时竟然首先想到去找塔利班解决。

　　印度人民对腐败深恶痛绝，特别是对过去议员即使面临犯罪指控也可以保留议员资格逍遥法外的现象不满。1982年，有印度人想仿效香港廉政公署，提出设立一个“联邦申诉专员”机构的议案，授权这个反腐败机构调查并起诉政府官员、法官和政客，甚至总理。但该议案迟迟没有通过，有印度朋友解释说：“有哪位议员会愿意通过一个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法案呢？”2011年8月，当时已74岁高龄的反腐斗士安纳·哈扎尔在全印度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绝食抗争运动，要求立即通过该法案，并制定一部反腐败法。今年新年伊始，笔者了解到，印度总统批准了《公民监察法》，使拖延几十年的反腐法案正式生效。笔者同印度的许多媒体人探讨过：“为什么印度媒体在制约腐败问题上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些印度媒体人摇头感叹：“印度媒体都属于私人所有，如何能保证真正的媒体自由？”有的印度人认为，只有向中国学，动真格的，对贪官严加惩处，印度的反腐败才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