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从字面上解释是否定历史的意思。但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否定历史，而只是通过否定和歪曲某些历史事件或人物，来宣传他们的政治观点。

　　历史虚无主义在苏联早已有之

　　历史虚无主义在苏联早已有之，至少可以追溯到1956年举行的苏共20大。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长篇报告中，赫鲁晓夫不仅完全否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而且给他罗织了大量罪名。当然，其中不乏刻意的夸张和不符合历史事实之处。会后，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紧跟着发表了大量攻击、丑化斯大林的文章和各种体裁的作品。一时间，搞得苏联思想界乌烟瘴气，使人民群众在思想上出现很大的混乱和迷茫。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由于领导上及时加强了疏导和监管，适度调整了一些政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而是时起时落，未能形成明显的政治气候。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历史虚无主义又死灰复燃。这一次，无论在规模上或是在涉及问题的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赫鲁晓夫时期。如果说，在赫鲁晓夫时期批判和否定的主要是斯大林个人及其推行的方针政策的话，那么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特别是在1988年以后，已经发展到批判和否定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以及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进而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乃至整个苏联历史了。

　　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上第一次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的方针。次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又进一步号召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这是在全国推行意识形态领域自由化发出的明确信号。1987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卡达尔的一次谈话中说：苏联自1929年以来的经验全部都是错误的；实际上苏联的经验有四分之三是令人怀疑的，应该予以否定或纠正。

　　从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一浪高过一浪地迅速发展起来。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鉴于经济改革未见成效，把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领域。为此，他提高了“重新审视历史”的调门。1988年6月，苏联官方报纸《消息报》公开发表文章，对苏联中学的历史教材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它们充满着“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谎言”，并要求编写一本“诚实的”教材。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中小学的历史教学已无法进行，以致苏联教育部不得不取消当年历史课程的考试，并要求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

　　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恶果是人民的思想被搞乱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被玷污了，共产主义的信念被动摇了。而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被美化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理想社会，是世界历史的最终归宿。1988年6月，对莫斯科人的一次调查表明，只有不到8％的人正面评价斯大林的历史作用。

　　不仅反映在史学领域，而且反映在文学领域

　　历史虚无主义者深知，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诉求，文学作品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的鼓动下，一大批过去被禁的作品先后公开发表和放映。这些作品大都通过文学夸张和历史戏说的手法，描写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的各种阴暗面，由此来攻击和丑化斯大林，进而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一批反社会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纷纷被解除了封印。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亚·别克的小说《新任命》，亚·特瓦尔托夫斯基的长诗《回忆的权利》，阿·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等等。矛头都直指斯大林。其中《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描写了斯大林时期苏共的党内斗争，特别是大清洗运动，其中写到了斯大林与基洛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矛盾，并重复早已被否定了的基洛夫遇刺是斯大林一手策划的谎言。书中斯大林被描绘成一个为了强化和巩固个人统治，不惜处死几百万人的残暴的独裁者。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上述作品的出版与放映都是经过他本人点头的。他还充满感慨地说：“真可惜，在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一些作家、文艺评论家和政论家利用这类作品的问世，长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斯大林的“集权统治”，诬蔑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军事封建式的独裁制度”。

　　新闻媒体和出版界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为了配合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运动，各种报刊、电台和电视台使出了浑身解数。它们有时是无中生有，有时则利用历史上出现的有关问题，加以歪曲和夸大，散布对革命历史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反感，使读者失去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对共产主义前景的信仰。这些文章由于涉及了过去被认为是“禁区”的敏感问题，而且体裁多样和有较强的可读性，吸引了大量的读者。

　　一些媒体除刊载大量批判斯大林和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文章外，还开展各种实际活动，为历史虚无主义逆流推波助澜。例如，被誉为“公开性的喉舌”的《星火》周刊曾在莫斯科搞所谓的“良心周”活动，内容有举办各类讲座、放映歪曲历史的被禁影片、集资建造大清洗运动受害者纪念碑等。一些编辑部还通过与读者的联系，将收集到的大量有关大清洗运动受害者的资料，公开发表。很多杂志由于发表了各类解禁作品而发行量大增。例如，刊载了长诗《回忆的权利》的那一期《新世界》杂志的发行量竟达到了68万份之多。

　　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总统批准并颁布了《新闻出版》法，宣布毫无约束的“新闻自由”，“不允许任何人垄断任何新闻工具”，接着于7月15日又颁布了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规定国家电视和广播事业“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从而放弃了党对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这些法令为历史虚无主义者提供了更好的良机，使他们得以更加合法地进行破坏活动。《新闻出版法》颁布后，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很多官方报刊也纷纷宣布“自主办报”，完全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到苏联解体前夕，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1.5％。

　　历史虚无主义在苏联酿成的严重后果表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