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轨过程中，东欧国家在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上形成了共识。但其在“如何分家”这个问题上，尤其是能不能实现“公平分家”，面临着重要的考验。如果处理不好，在既得利益的阻碍下，改革就很难顺利实施下去。这些国家无不经历了一个各方利益集团反复讨价还价的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经理人与雇员……都通过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

　　民主德国

　　借助西德力量的赎买方式。在众多的东欧国家中，民主德国的转轨进程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主要在于，有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西德愿意花钱支持国家统一，并支援民主德国进行改革。民主德国由富裕强大的联邦德国统一拿出巨资，用“赎买”的方式大包大揽东德的国有企业，照顾了旧体制下的各利益集团，从而化解了矛盾。比如，德国统一后的五年中，德国政府向原民主德国地区投入了8000亿马克的资金，原民主德国居民人均获得约3万美元，相当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前15年累计人均获得外资的300倍。在这个过程中，原民主德国的既得利益在统一的过程中得到的好处比不改革更大，因此转向支持改革。于是东德仅用五年时间，就全面实现了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匈牙利

　　借助外国资本的赎买方式。匈牙利的转轨不仅面临着原有体制下既得利益的阻碍，同时也面临着“公平分家”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与两德统一的模式不同，匈牙利依据自身国情，采取借助外国资本赎买的方式化解了利益集团博弈的历史困境。

　　剧变前，匈牙利政府留下了全欧最高的人均债务，国家财政破产，国际收支恶化，处在随时都会爆发金融危机的境地。匈牙利将国际融资和产权改革合二为一。在本国利益集团博弈的条件下，改革很难实现利益均衡，很难找到出路。因此，匈牙利对国有资本，采取了面向外资全部“卖光”的政策，使得匈牙利经济完全国际化，私有化企业一步到位地进入西方式公司治理结构。在匈牙利的主流理论界看来，只要国有资产的出售能够实行公正的代理交易原则，做到公开、透明、公平竞价，那么，以变现国有资产所得来用于公共开支，与把国有资产分配给国民的性质是一样公正的。

　　从1995年起，匈牙利政府连续发动了几次国有资产拍卖，依次将能源、通信、军工、银行、媒体等国有资本拍卖给西方各大公司，从匈牙利的东部燃气公司出售给意大利资本开始，直到1997年媒体私有化完成，匈牙利私有化转型基本完成。匈牙利原有国有企业中有4/5被外国资本控制。这些国际资本的流入使匈牙利成为苏东国家吸引外资的冠军。借助外国资本的介入，匈牙利成功地化解了国内的既得利益问题，顺利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外资的直接引入不一定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更不一定带来社会公平。引入外资前需要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匈牙利早在1968年就开始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引入市场经济，并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经济法规，是东欧各国中与西方法律最接近的国家。这就保证了在引进外资的同时，跨国公司、外国银行不会成为新的强大的利益集团，对本国群体构成损害。

　　波兰

　　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实现利益均衡。波兰的转轨也有其特殊的国情，主要表现为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和农民组织，使得私有化改革方案的推进一波三折。总的来看，波兰的改革主要是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实现利益均衡，最终实现共赢。

　　“工会吓跑投资者”成为波兰转型期的突出现象。波兰剧变的主力是独立工会运动，以团结工会为代表的产业工人组织程度高，是颠覆旧体制的主要力量。在转轨时期，强大的工会利益使得转轨过程中的博弈变得极为复杂。许多大企业的私有化方案往往因为工会不同意而反复多次，比如瓦文萨自己出身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的连续几个私有化方案均被工会否决，整个谈判持续了5年。工人的利益成为改革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波兰的农民占人口总数的1/4，组织化程度高，而且改革前享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而脱离旧体制对农民的代价巨大，这一点与我国农民形成鲜明对比。在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农民主动担当了推动改革的生力军。在经历起初的短暂合作之后，随着经济改革启动，波兰农民发现自己的利益受损，便很快转向与团结工会对立，成为转轨时期最为保守的力量。因此，农民利益也是转轨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因素。

　　针对这些情况，波兰实施了以“雇员所有制”为特色的私有化方案。相当比例的国有资产是通过职工持股形式私有化，15%的国有资产无偿送给本企业职工，从雇员持股再通过市场交易形成股份集中的经理购买过程。并且，一些私有化的配套改革，如社会保障制度、退休金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都不断朝着“福利国家”的标准进行完善。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障基金，从转轨初期相当于职工工资的58%，到2001年已超过90%。另外，考虑到农民的利益，为了维持农民的公费医疗和退休金，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每个就业者每年需要平均转移支付415美元。